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

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二战中头号甲级战犯。 然而，美国却无视日本侵略者通过细菌战和南京大屠杀在华犯下的暴行，掩盖真相，阻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最终，东京审判未能将一些重要的日本甲级战犯绳之以法。 《隐秘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美日协议》（格致出版社2022年版）生动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以下内容节选自书中，以帮助我们铭记过去、珍惜和平、警示未来。

暴行

1937 年 12 月 17 日，松井石根骑着一匹栗色马进入了被占领的城市，根据传教士的说法，他让一切都放空了五个星期，然后才试图恢复城市的秩序。 五周后，数千人被屠杀，居民陷入恐惧，许多华人的房屋、商店和企业被抢劫和烧毁。 米尔斯和贝德斯坚称，日本当局很清楚这些暴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亲自抗议过。

例如，1937年12月16日，贝茨写信给日本大使馆官员：“请允许我非正式地向你们提出一些有关公共秩序和公共福利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你们大使馆旁边的建筑。那所大学。” 然后他一一列举了前一天发生的抢劫和强奸事件——1500名中国人在图书馆大楼避难，结果4名妇女被强奸，3名妇女被抢劫。 他们被强奸后被释放，但另外三人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他在信的最后恳求对方换位思考，并叮嘱：“为了日本军队和日本帝国的声誉，也为了日本当局与普通中国人的良好关系。为了你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 请保护南京居民，让他们不再受到士兵的残酷对待。”

安全区委员会系统地向日本大使馆官员提供了更详细的报告，并向上海领事馆提出了抗议。 直到1938年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约翰·摩尔（时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的一份密电，日本方才做出回应。 两周后，松井石根终于“告诉他的士兵要守规矩”。

松井石根在东京受审

东京审判

1946 年 5 月，纽伦堡审判六个月后，东京审判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开始。 盟军指派负责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上将执行《波茨坦公告》并组织东京审判。

中国有责任向西方刑事法庭提供战争罪证据，这些证据必须有完整的记录和组织，以满足检察官的需要。 日本向国际联盟报告的1931年和1937年的两次军事入侵，就是发动“侵略战争”指控的明显证据。 日本对“反人类罪”最严重的指控是始于 1937 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六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传教士）是这场暴行的目击者，他们对屠杀、强奸和抢劫的生动描述让日本人为之震惊。自1938年以来，这一现象在西方被广泛报道。

此外，中国还计划起诉日本为筹集战争资金而在占领区广泛贩卖鸦片，使城市人口吸毒成瘾，造成多人死亡。 鉴于英国鸦片贸易的悠久历史及其为维持丰厚利润而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这一话题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一历史仍然让蒋介石感到愤怒和痛苦。 一百多年来，鸦片一直是中国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一个原因。 中方认为，日本持续系统性的剥削行为构成了普遍且极具破坏性的反人类罪。

中国还计划重新讨论战争遗留的两个问题。 其中之一是1937年和1938年两次向国际联盟提出针对日本的化学战指控。国际联盟于1938年发表声明，将日本的化学战袭击描述为“非法袭击”。 中国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 1942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总统提到日本关于中国使用“有毒物质”的“权威报告”，并警告说，如果不停止这种“不人道的战争方式”，美国将以牙还牙，“给予一切都回来了。” 事实上，美国陆军已证实日本于1941年10月对宜昌发动化学战袭击，造成600名无助的中国士兵死亡。 对于中国来说，东京审判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证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不是一纸“一纸空文”，而是维护“文明世界”所尊重的和平的武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法庭内景

另一个遗留问题是日本的鼠疫战争袭击。 1942年，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公开提出指控，但很快被盟军搁置。 对中国人来说，这些非同寻常的袭击是“反人类罪”，与纳粹暴行没有什么不同，并表明日本一再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对于中国来说，对日本的有力起诉让他们希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能够代表国际社会，最终还中国一个完整的正义。

盟军最高统帅、主要战犯

麦克阿瑟将军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压力，要求组织起诉日本主要战犯。 该审判的规模和形式应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相当，并计划于秋季开始。 1945 年 9 月 4 日，华盛顿打来电话，命令最高统帅逮捕并拘留一系列嫌疑人：陆军和海军最高领导人、所有宪兵士官、主要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那些发动侵略。 对战争做出贡献的高级政府官员。 然而，麦克阿瑟对于举行重大审判持矛盾态度。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理解是，日本的主要战争罪行是袭击珍珠港，造成近2500人死亡，18艘美国舰艇和300架飞机受损。 对于美国人来说，正如罗斯福总统第二天在广播讲话中告诉全国的那样，1941 年 12 月 7 日是“一个充满耻辱和耻辱的日子”。 麦克阿瑟的幕僚们在1941年编制了日本内阁十大最重要成员的名单，后来扩大到38人。 9月10日，盟军最高指挥部命令反情报机构的索普发动突袭并逮捕所有人。 首当其冲的是前首相东条英机。 眼看自己即将在家中被捕，东条开枪自杀，企图自杀。 感谢现场新闻记者帮助止血（并拍摄了东条）以及美国医生的紧急医疗救助，东条得以幸存，康复后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 他的两名内阁成员在被捕前切腹自杀。 其中一位是前保健福祉大臣小泉千彦，他与石井四郎、宫川米二等731部队细菌武器相关人士交情深厚。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自杀事件，导致苏联杂志《新时代》批评美国笨拙的策略让日本战犯逃脱了法律制裁。 更多嫌疑人被列入战犯名单，在日本警方的配合下，更多人很快被捕。

尽管巢鸭监狱的囚犯人数已经在增加，但协调委员会希望麦克阿瑟举行大规模法庭审判。 9月22日，他收到该委员会的电报，明确要求“辨认、逮捕和审判战争罪嫌疑人”。 除其他细节外，电报指出了《纽伦堡宪章》第 6 条中的三个类别，即（A 类）危害和平罪、（B 类）战争罪、（C 类）危害人类罪： A 类犯罪：策划、准备、挑起或者发动侵略战争； 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 或共谋参与上述任何犯罪活动。

B 类犯罪：违反战争法或战争惯例的犯罪。 此类非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在占领区杀害和虐待平民，或将其作为奴工驱逐出境； 在海上或其他地方杀害或虐待战俘、敌方外国人或其他人员； 虐待人质、掠夺公司财产、肆意破坏城镇和村庄，或任何非军事目的所需的破坏。

C类犯罪：战争前或战争期间针对平民的谋杀、歼灭、奴役、驱逐和任何其他不人道行为； 因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实施或涉及本法院管辖范围内的任何犯罪所实施的迫害，无论是否违反犯罪发生地的国内法律，都无关紧要。 《纽伦堡审判伦敦宪章》中列出的罪行类别也为《东京宪章》提供了基础。 “A 级”危害和平罪是最严重的，高级领导人将根据该罪名作为个人受到起诉。 B 类和 C 类犯罪是附加犯罪，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在针对特定被告的指控中。 。

早在《东京宪章》制定之前，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就开始起诉日本军队虐待战俘的行为。 1944年，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返​​回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士兵们带来了日本虐待战俘的第一手资料——残酷的殴打、酷刑、饥饿、强行行军和违反《基本法》的屠杀。国际规则，特别是 192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该公约规定了对战俘的保护。 1944年6月，澳大利亚在堪培拉成立了战争罪委员会，并任命昆士兰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韦伯爵士领导对这些日本战争罪自述的调查。 部分调查结果公布，证实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俘故事的真实性，引起轩然大波。 日本被指责为澳大利亚的“头号敌人”，裕仁天皇被指责为日本的“头号战犯”。 澳大利亚秉持正义战胜报复的原则，启动了一系列军事法庭审判——未来五年内将进行600多次审判。 尽管实践中存在差异，但它们的法律程序遵循军事法庭的现行标准，并允许律师进行辩护和上诉。

1944 年秋，英国从 1942 年占领的日本手中夺回了新加坡。英国在那里设有战争犯罪部门，负责追踪嫌疑人、收集证据、采访受害者、收集照片并创建指纹档案，以识别国内潜在的犯罪分子。刑法。 战后盟军的遣返使潜在的目击者分散到了四面八方，而战时帝国的庞大规模也阻碍了该项目的继续进行。 英国最终设立了17个军事法庭，从新加坡到仰光、香港、马来亚和英属北婆罗洲； 他们与美国、荷兰和法国合作处理世界各地的战争罪案件。

对于麦克阿瑟来说，日本虐待战俘是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他从盟军最高统帅部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从 50 多个日本战俘营中解放急需食品和医疗服务的盟军战俘。 在迅速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下，他开始起诉两起针对美国人的袭击事件，这些袭击伤害了美国的民族自豪感。 第一次是 1942 年 10 月 10 日，当时日本处决了当年早些时候参加著名的杜立特空袭的三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 1942年8月13日，日本通过了《敌方空袭法》，作为对空袭的法律回应。 该法案要求对轰炸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敌方飞行员处以死刑。 这就是杜立特突袭。 （杜立特的副驾驶后来回忆说，“我们有很多燃烧弹，我们的目标是东京西部和西北部人口稠密的地区”）。

尽管杜立特飞行大队的所有 15 架飞机在迫降于日本占领的中国后全部被毁或被遗弃（除了一架降落在苏联的飞机），但几乎所有飞行员都安全逃脱。 然而，八名飞行员被日军俘虏。 他们被乘飞机带到日本，遭受了近两个月的单独监禁和酷刑，然后于 1942 年 8 月底被带到上海接受仓促审判。 8 名美国飞行员中有 5 人被判入狱。 另外三人被行刑队处决并埋在附近的墓地。 直到1943年4月23日白宫公布了事件细节，西方世界才知道他们的命运。不出所料，“美国的反应就像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一样令人震惊”。

解决皇帝的问题

在占领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对麦克阿瑟充满信心。 正如助理国务卿约翰·麦克洛伊 (John J. ) 写给麦克阿瑟的信中所说：“你的工作处于我们政策决策的最前沿，据我所知，没有人有同等资格来领导我们。”1945 年 12 月 26 日，在莫斯科会议上，主要盟国（美国、英国、苏联）领导人也对麦克阿瑟投了信任票。 在他们眼中，麦克阿瑟是“盟军最高统帅”和“驻日盟军的唯一行政权”。麦克阿瑟还被授予“对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朝鲜半岛的全部行政权”。自去年夏天以来，苏联作为占领军对线以北拥有管辖权。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协议赋予对方对这两个地区的管辖权，尽管意识形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天皇和麦克阿瑟。

裕仁在美国庇护下逃脱了审判。

理论上，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盟军新的远东委员会（FEC）可以挑战盟军最高指挥官的决定。 莫斯科会议确保远东委员会在东京由同盟国抗日委员会（ACJ）代表，由盟军最高统帅担任美国代表和委员会主席，苏联和中国各派一名代表，并且一名成员，代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麦克阿瑟任命他在国务院的首席政策顾问小乔治·艾奇逊担任他在同盟国抗日委员会的代表。 然后，他向安理会代表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讲话，概述了他的占领目标，宣布他对每个盟友的忠诚并准备协助他们。 英国代表虽然觉得麦克阿瑟的风格有点“华而不实”，但仍然认为他的表现“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很有政治家风范”。 此后，麦克阿瑟基本上忽略了安理会的任何意见。

华盛顿 1945 年 9 月的命令敦促麦克阿瑟追究日本最高领导人对战争罪行的责任。 但麦克阿瑟并没有立即将注意力从菲律宾的战地指挥官转移到日本帝国的权力结构上。 主要问题是裕仁天皇是否应该受到起诉。 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和苏联，以及美国国会和许多美国人都支持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起诉。 两名轴心国领导人已经逃脱了盟军的制裁。 去年4月，希特勒在柏林自杀，同一周，被废黜的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被游击队抓获并枪杀。 惩罚第三轴心的领导人是必要的。

在持不同政见者中，英国人对推翻任何王室权威都持谨慎态度，而且他们和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美国官员一样，都有学术顾问反对剥夺战败国家的稳定象征。 在占领初期，麦克阿瑟的心理战参谋和日本外务大臣葵重光说服他，保留天皇的地位对于他的占领任务的成功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由于尊重天皇的权威，日本对本土战败的反应相对平静。 截至10月15日，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的时间表，日本陆军和海军全部复员，据报道约有700万日本士兵放下武器。 日本舆论也支持麦克阿瑟对天皇网的开放。 在一次私人会议上，麦克阿瑟告诉远东议会代表，裕仁天皇只不过是狂热军国主义者的口技娃娃。

然而，11月下旬，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协调委员会向麦克阿瑟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即虽然可以保留天皇制，但裕仁天皇个人并不能免除“作为战犯的逮捕、审判和惩罚”。 ”。 此外，“任何不审判他的决定都应该完全基于有效的事实。” 该电报几乎否认了麦克阿瑟的权威，告诉他应该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来收集皇帝罪行的证据，并将其转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提交给协调委员会。 “在适当的时候，”电报的结论是，“根据情况，你可能会被要求建议哪些证据可以允许并确保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起诉。”

该电报预计了同盟国的一名或多名成员可能要求起诉皇帝的可能性。 事实上，一个月后，艾伦·曼斯菲尔德（后来在东京审判中担任澳大利亚首席检察官）向伦敦联合国战争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列出了 61 人的名单。 在日本主要战犯名单上，裕仁天皇位列第一。 华盛顿和麦克阿瑟反应迟缓。

隐藏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协议

[美国] 作者： ( )

谭阳 译

2022 年 1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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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同盟国计划通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揭露轴心国的罪行。 然而，东京审判未能将一些重要的日本甲级战犯绳之以法。 由于冷战初期关系紧张，美国驻东京军事情报机构参与东京审判，禁止关键证人进入审判程序作证，并隐藏有力的证据和文件。 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被怀疑开发生物武器和核武器。 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他们希望获得日本的生物战专业知识，以便在对抗苏联时获得优势。 最终，美国并没有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而为731部队的受害者辩护。 本书生动地描绘和揭示了东京审判中隐藏的真相，揭露了美国如何阻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破坏对受害者的公平对待。

作者珍妮·吉耶敏 ( ) 是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波士顿学院的前社会学教授。

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现在可以向那些压制正义的人提出强烈抗议。

——纽约大学医学院生物伦理学系主任阿瑟·卡普兰（ ）

这本书就像一部纪录片“侦探小说”，呈现了历史的不光彩片段。

——美国高级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查斯·W.

这段重要而令人心痛的历史反映了战后亚洲正义是如何被操纵的。 本书有助于理解战后秩序的复杂性。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

吉列明深入探究了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情报背后的阴谋、华盛顿官员对 731 部队罪行的默许，以及他们在东京审判中为阻止战犯被绳之以法的令人震惊的努力。

—沃尔特·E·格伦登，鲍灵格林州立大学

本书是《死亡工厂：日本细菌战与美国的掩盖，1932-1945》（1994年）出版33年来唯一一本关于同一主题的学术著作。 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吉列明为追寻美国这段“尴尬”历史所做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

——日本非营利组织731部队和细菌战数据中心共同代表、日本学术期刊《战争与医学》编委、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战史研究会会长王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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