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施伟（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
摘要：“文”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先秦的“文”是指以礼乐为主的经学。自汉代以来，汉武帝时期，我们经历了从儒家经典到经典的转变，之后“文学”扮演了“命运之源”的角色。隋唐科举创立后，文学定义与科举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多层面、多层次的概念，它至少包括（1）官员、（2）担任职务的人、（3）官员和官员。有意义。适合一个人的才华，特别是与之相关的风格，这三者都可以称为“文学”。从历时的角度看，上述层次和层面的“文学”含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也与评审制度、文献制作制度等制度条件密切相关，它们必然发生变化。背景对文学史的演进和文学观念的变迁构成重要影响。
“文学”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学术界对“文学”概念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方式。阶段：在周秦时期，“文学”既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但在汉代，“文学”与“学术”，“文学”与“学术”纸”是单独使用的。就这样了。它仍然具有学术意义，“文学”和“文章”专指单词和章节。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又进一步分为“文”和“包子”。 [1]虽然这一理论主要为后世学者所相信，但也有相同点和不同点。日本学者神前宏说，秦汉以前，“文”当然指学术，六朝时期的“文”并不等同于“文章”，但并不包括学术。 “学术界”的含义。我认为确实如此。 ”。 [2]杨明在《文学观念与其意义之变迁》号文章中支持了杏山洪的观点。 [3]陈寅恪以第《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一语的含义》篇为重点，整理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并在兴山洪、阳明讨论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妥协。 [4]15-29 2.王立奇《世说新语·文学》将文学分为“文学学科”、“文学职业”、“文学学者”[5]。所以文学是三个层次的意义。身份、读写能力和公职。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建设性的评论，但尚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尽管上述两项研究各有其优点，但也并非没有缺点。郭绍玉那个时代的学者主要采取的是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无论是在实际创作上还是在观念上都一定会“进化”到西方所谓的“纯文学”阶段。虽然文学的概念往往倾向于一条线来组织和解释，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中的其他概念一样，“文学”也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概念。自汉代以来，其含义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在“博学文章”的内涵下变得完全不同，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也具有了多方面、多层的含义。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官职；（2）担任该职位的人；（3）与该职位和人相适应并相关的才能，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文体。可以说是“文学”。大概吧。这三方面的文学内涵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与制裁选拔制度、文献制作制度等密切相关，并且需要随着时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这些制度环境构成了影响变化的重要因素。在文学中。文学概念。王文虽然触及了文学概念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含义，但他的讨论仅限于汉代，建安以后他认为“文学只是文士的名称”。 [5]135 。接近郭少宇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王文并没有关注汉代以后“文学系”的著述，尤其是官方文献，因此并没有揭示出“文学”概念在各种背景下的重要变化。汉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基于此，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详细、长期地考察文学的多层次、多层次的意义，尤其注重文学意义的分析。文学观念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选官制度、公文书写制度、史官制度等制度层面的因素；二是文学观念的因素。文学史本身的发展。
一、先秦：“文”为“博学”
“文”字最早出现在第《文学古训辩证》章，“德：颜渊、闵子谦、兰伯牛、仲公。言：载我、子贡。政事：兰右、季禄。文学：子虞、紫霞。”北宋邢秉叔云：“文章博学，必有子夏、子游二人。”郭绍玉引用此段话作为文献的解释，但郭绍玉又说，文章博学多才。” “”是一个后期术语，不是先秦的概念，而是始于秦代的概念。他在《论语·先进》中说：“大多数早期的文学概念，即最广义的文学概念，包括一切书籍和一切知识。”[1]17 《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进一步指出：可见所谓“文学”是偏向于学术的。因此，邢氏所谓的“论文”和“博学”不能分为两个学科：文学。 “后世孔子分论、学二科，当时必有两义。”[6]14中的论证是缜密而准确的，但就郭绍玉而言，却是这样的。不幸的是，经常使用后一种含义。被研究人员忽视。
即使在完全理解郭文贵对“文学”的定义之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两处修改和补充。
汉代选拔官员的“四科”，最初是作为宰相举荐官员的一种方式，后来演变为一整套的考察升迁制度。 [15] 14-17 如果把它比作儒家的“四纲”，“德行清正”属于“德”，“行学成经”是“德”。属于。汉代的请盟礼早已废止，研究修辞学，如“春秋时期，臣服邻国，以微妙言辞抒情”（《中国文学批评史》） ）。 ）自然不适用，所以汉代官选科目缺乏“语言”，但“通达规律，能按规矩回答”仍然强调“提问”在监狱监管中，口头提问的能力尤为重要，只有这样，第三助理才能被任命为政府官员。电视剧《县法官》的主题是“政治”。情况。”因此，汉代的“文学”是与官职挂钩的。陈梦嘉《论语疏证》在研究《文学弟子》时说：“汉代所谓‘文学’，是指儒家经典，也是学者的一种资格和称号。” '[16]286 王立奇说： “当时（指汉代），所谓文学，其实有两层含义。在他为官之前，所谓文学就是四大臣的文学，但在他为官之后，所谓文学，是四大臣的文学。”[5] 《吕氏春秋·荡兵》, 135 这个结论总体上符合汉代尤其是汉初文学的实际情况。
文学在中央的地位属于礼官大正，他首先掌管宗庙的礼仪，其次掌管文化教育[17]85-91，第三掌管谋士的编制。 《“文”义探原》是西汉昭帝元初六年（公元前81年）黄权根据《宰相御史引德文》[18]1编撰的文集。盐、铁的垄断以及按圣旨生产都受到管制，根据部书，参与措施的人员“皆由三州及太常选派”[16]序言，4。乔国强“以文学为通轶”（《论语·先进》乔阔原传），《韩非子·六反》收录公孙弘的《公孙令》，是州府文学考试，参加过年考，``能及格'一门或多艺“补文学轶事”，其爵位高者可为太医“太常地藏”，文学轶事是大正轶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先秦“文学”的继承。对此，文学人员也有责任劝诫，刘欣《显学篇》说，“我实在在意文物，想用云彩来弥补。”[19]626《文学》 '' 是主要的，这就是。太常博士，指新闻。这必须是与《汉书·艺文志》 性质相同的文本。《武威汉简补述》 除少数不担任公职的人员外，名单上的大部分人都曾担任过太昌解说员、太昌医生、学术人员等职务。太常所选之士，如《文学古训辩证》所说，任命为各级官员：“自此，凡大臣、官员、官僚、官员，皆为文学学者。”甚至在郡县，也有文学职业，其行政与中央政府类似，在文化方面，以儒家经典为主，但以教育为重。 [20]748年，君沛为武帝时县令，韩延寿、张裕为昭帝时县令。 [17] 《盐铁论》, 289 自汉代以来，省、州两级一直设立，从未废止。《汉书》 外集卷四《文献》文章载：马苏。由于魏王有晋、宋、齐、梁等文人，陈度在后魏排第七至第六，后魏排第五。北齐、隋、唐时期，六品以下两人被任命为宫廷贵族府邸，主管侍从经书，宋代则沿袭旧制。元代又复兴。 [21] 第四卷相当简洁地描述了省、县和皇家文学部门的等级、发展和职能。
从汉武帝开始，朝廷就因有文德而招收了许多吟诗作赋的人。直到那时，写“赋”的士人大多是在封建国家，特别是齐、梁，而贾谊等人虽然是写“赋”的士人进入中央朝廷的先驱，但仍然是零星的。写“赋”的人被认为是“有德有德”。直到汉武帝时期，“文学”这一国家制度的形式，才被认为是“有德有德”。进入了政治的中心舞台。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原本以经学研究为主的“文学”一词开始包括（而不是取代）词、赋、文章的研究，而不仅仅是经学研究者，还有“文学”一词。现在您可以附加它。多指词赋学者。这种情况在第64卷《汉书·儒林传》：《答文学》：中有明确记录。
严朱，吴开济人，严师之子，亦称严氏世子。县提拔有德之人，对百余人采取措施，武帝因善辅佐而将其提升为中官。随后，朱梅臣、吴丘守望、司马相如、朱福彦、徐乐、延安、东方朔、梅皋、焦仓、中君、颜从期等人左右加入。其时，征伐蛮族，开辟边郡，数次出兵，改革内部机构，朝廷动荡，提拔有德有文化的人。公孙红旗徒步出行，拜访宰相数年，开东堂，请智者商议，进觐麦加，处理政事，因为他说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山灵枢等与大臣们商议，中外大臣回以一篇纲领之文，大臣们数之。特别幸运的是东方朔、梅皋、彦主、武仇尚王、司马相如。相如总是称他有病，以免惹麻烦。硕、高不拘于理论，擅俳句、动物。魏朱拜见寿王，受任，朱为最先进。 [22]2775
其中《梅皋》列于《移让太常博士书》 卷51》 《汉书·儒林传》 《梅成父传》[22]2366，司马相如（卷57）、东方朔（卷65）各独立有传。这些人被皇帝、诸侯的撰稿人或诸侯授予大臣或仆人的身份，从事撰写或参与撰写国家文书。是《汉书·儒林传》。无名。 “Bungenden”或“Bungenden”或“Bungenden”具有“Bungenden”的现实。以下是对上述文献记载的严朱等12人的官职、资历、著作等进行综合分析。
官职上，颜朱、朱美臣、吴秋寿、钟俊均担任侍郎、大官、中官。正如《英书《关于“文学弟子”的考述》中所说的“侍奉皇帝”，顾问可以回答仆人之间的机密问题，并可以代表皇帝向大臣询问问题。虽然大臣之间的“政治联络”不如仆人重要，但他们也有顾问的职责。 来者亦为礼官，延安曾为骑帅，颜师古曰：“亦为皇帝骑马之主”，待有圣旨。清帝宾客、文学大臣、任命大臣。司马相如、梅高着。官员也与政府关系密切。
就文学才华而言，以上人物诗文丰富，纵横能力丰富，两者关系极为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吴秋殇和东方朔在撰写圣旨时都使用了格物、舍胡、黑话等俳句技巧，这也表明词赋及其“文学”提醒我们要关注诗词的才华。民间成语和技术术语[23] 2.事实上，西汉辞赋学者的知识和资历主要是从民间获得的，如东方朔、梅皋、梅皋等。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空谈，这就是朝廷所能做的。
城市中心和城内的衙署均属商州台，汉代时，商州台是中央王朝和朝鲜王朝的官署。后，大臣权力逐渐扩大，根柱等人得以加强中央政权。”将用。汉代尚书案头的主要文献。 [24]因此，颜朱等人除了写诗词赋之外，还承担了一些撰写国家档案的职能。汉朝重视官方文献，王充《事文类聚》说汉朝“通过文字系统来认识世界”。 [25] 270年武帝以后，官方文书趋于文雅，如《汉书》。有句话说：“官文、景以前的法令繁杂，武帝尊儒，择言深奥。” ” 因此，朝廷可以接受更多的诗词赋赋。由于他们是皇帝的近臣，学者们撰写的官方文件大多是圣旨和备忘录。飞信书写于梅皋；回廊寺下，朝廷之中，相如用于高级文书书籍。 ” [26] 29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曰：“淮南有才，武帝有才。”“项儒遣其视草。”30000，文孝及余波。”《汉书》 他又说：彦珠被发现于《贾邹枚路传》之间，说明彦珠也频繁参与圣旨的创作。
而且，辞赋之士既然经历过武帝的困难时期，武帝就需要利用他们来驳斥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大臣。据《汉书》记载，颜朱奉汉武帝之命驳斥淮南王刘安，曾有朱梅臣、武王仇寿驳斥公孙弘，刘安、公孙弘“屈服” '. .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原理论文》。正如《汉官仪》中所言，“汉时还没有建立反驳，如果贾谊的反驳世代相传，那就比反驳更快了。至于吴丘用弓反驳……”和文字不同，但问题的关键点是： 事实上，就辞赋而言，汉代郡县的性质和作用可能与周、春秋的郡县相似。 （虽然难免被嘲笑为“劝百人，嘲一人”。）在政治生活中，它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命运”。东汉时期的诗词诗词虽增添了个人性、抒情性的特点，但讽刺诗仍不少。 “我偷偷看到司马相如、杨子云写诗赋诗，讽刺主公，我确实很尊敬他们，还写了一本书，名叫《010-》”《论衡·别通》。李玄宗对人才的追求不认真，许多学者都隐居，所以他假装写了《文心雕龙·诏策》作为讽刺。’’这也有一定程度的应用写作。有。除了诗词歌赋之外，这些诏书、请愿、辩论等也都属于“文学”的范围。李昭《西京杂记》卷一在整理唐朝翰林制度时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府函林是红衣主教可以保守秘密，但谨慎者却无事可做的地方。即使设立和任命机构，也不是为了国王的个人利益。这份文书是汉代的，是本书主人郎师起草的，就在监利门内，有青丝、白丝的架子，或者是锦被、窗帘、毡画。被使用。结果，他变得可以与皇帝相媲美。监利门内是仙门，仙门内有光明殿和仙殿。 Akio Mon 和Hideo Naka 的系统与今天的Kanrin 类似，但控制更轻。汉武帝时，左右有颜朱、朱美臣、武丘守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梅皋。 [27]1
颜朱、朱美臣、吴丘守望、司马相如、东方朔、梅皋等弟子，在功能上被视为后世翰林文士。
然而，西汉时期所谓大臣文书的主要目的是“君臣之间传递文书”[28]186。后汉时期，尚书房成为唯一起草、制作文书的机构。并颁布法令。南宋洪志奎（《文心雕龙·诏策》）说：
汉代的制度是最新的，没有典卯、训令、誓言，还有人争论和完善。高皇后令大客张泽以书信报命；淮南安王善文，武帝常召司马相如起草报告和礼物。北匈奴提交了。在永宁，陈忠召商州为皇帝的司库，为王代言。大臣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每次下旨后就开始互相拜访。他的很多话是：出于轻蔑，他向尚书郎推荐了周兴。秦少府四官负责朝廷上书，汉朝也效仿，吴赵以后更加严重。张安石给大臣们写了好书，侍奉武帝几十年。后汉时期，任命了36位大臣，主要负责起草文书，给红关大笔墨。这就是命运的源泉。 [29]135-136
“昌斯兰”的意思是“昌斯兰”。 《明朝的由来》中的“明”，是指朝廷的“纪令”或“辞令”，即国家使用的官方文书。后汉设立尚书郎，成为后来朝廷文献中所谓的“天命之源”。洪祖奎主管内外制度，非常简洁地概括了汉朝的秦制和西汉至东汉的文字制度。这一点通过《檄移》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三、《难蜀老》体现的“文学”概念
对于《诏策》的排列，与他同时代的千吉伯伊说：“自从范禺作了《汉书·严助传》的例子之后，这就成了后来所有历史的原因。” [30]11 但什么是“例子”呢？ “由《汉书》创建？为什么，后人不太清楚。
研究者主要将《文心雕龙·议对》与刘宋文帝建立“文学堂”联系起来，并强调六朝时期的“文学意识”对《诗》的建立的影响。 [31] ]473但文学博物馆的“文学”是否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值得商榷。文学馆馆长谢元吉于元嘉十六年（439）被任命为上州左丞[32]，负责创建国家档案馆。二晋以来：“自汉至唐，商州处理文书的程序和方法日益严格和完备，但商州作为处理文书机构的特征却没有改变。”[[33] 259 因此，这里的“文献馆”是主管国家文献的机构，文献也主要指国家档案馆，反映了自汉代以来国家对官方文献创作能力的需要和重视。是的，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六朝时期的“文学意识”，而是说“文学意识”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当时人们对情感和装饰语言的普遍兴趣）。这体现在知识的分类、官职的设置、史传的体例上。
同时，《后汉书·文苑列传》文体创新，不少学术界注意到“文人”传记倾向于从个人向集体传播。 [34] 事实上，关于《论都赋》如何逐渐形成的具体资料，是从正史以外的资料中获得的，西晋荀会在《户部书志》中就记载了《论都》和010-。历史。据了解，他记录了三万条。范晔《傅毅》，《30000》部分，主要根据此书创作了《文渊传》[35]157。这与世界上一般的学术（或经典）和文学类似。你可以对照汉代的著作和言论。 更重要的是，“文学”这个名称必定是在后汉末年独立流传下来的。例如，《七激》 包括Choi 的“后人已知的《翰林志》”[36] 1724。 Choi Won 也有《两汉诏令总论》 [37] 429。张衡的著作中也有《后汉书·文苑传》[38]337。《后汉书·文苑传》 保德君任南阳刺史时，“县内教育久废，故德乃筑长屋，备豆帽，行礼，教乐，亦尊长辈”。 ”他召集了全国的儒生，大摆宴会。当时的负责人是张恒，上述工作与南阳县学校重建有关。由于资料要么丢失，要么不完整，南阳军乐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上述资料可以大致推断，南阳军乐的重建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事件，我可以猜测。其实是按照史书的体例编排的，包括霍特县知事下发的文件，如财源《后汉书·文苑传》。这里的“文学”是指地方县学等文学职位，虽然与《后汉书》仍有区别，但后汉时期选拔官员时更注重写文章，所以[38]《文苑传》， 358的风格还是和《后汉书·文苑传》不同，首先是引领老公的角色。
我们回到《后汉书·文苑传》的具体讨论，分析一下涉及的官员、作品、风格。 (11)
《文苑传》 列出的31人中，除杜硕、石臣、王延寿、夏亚、刘震、高岱外，其余皆为父辈世袭（李升为父辈世袭，但李升为父辈世袭）来自他的父亲）。王延寿、夏亚英年早逝，曹忠、曹硕为各自地区写传记，李严、后晋则生活在后汉末乱的时代，处于公域。（后金写道《后汉书·文苑传》，继汉代仍属东莞的中兴（《史记》）和“不知是谁”曹硕之后行动。除其他21人外，全部受雇。参与撰写国家实用书的有5人，卞绍、刘良负责中央公文的撰写，他们均担任上书郎、负责创作地方文献的文学职务，或负责公文李渔、刘氏从事藏书修史工作，甄、卞绍、高彪等七人均曾任兰台灵史师或赴东莞求学。读书校书，卞兰为灵师，王邑为学堂秘书，李升为东莞郎。傅邑不仅与班固、贾库共同编修兰台史，又兼任实录主任，黄翔又兼任东莞官，后来成为商州郎、商州令。石宣为邑人，夏公、苏舜、崔奇、刘毅皆为吏部尚书。郎官，汉代叶芝、郎官甚多，关于刘毅，据说“当时刘祯、邓旦、殷杜马融，皆上书赞其美貌。”刘震等人是东莞的重要人物，东莞属太常，除了校勘典籍外，还负责历史编纂和查阅，附加功能的那种，已经成为当时京师书院的基本类型。事实上，“太阁”一词起源于东汉。钟长通（《汉书》）说：“纲吾大怒，权臣偷命，矫枉过正。尽管设立了太阁”。三大臣，此题亦称。”《王明生《三国志》第37卷《太极》引李氏备忘录为《后汉书》，据云说，“李氏备忘录非常准确。”汉代，官府我没看到太极的称号。所谓‘云黛阁’还是指宫中秘云。”[39]所谓“宫秘”指前述汉代官员颜朱等人，以有德文学入朝，侍奉大臣。另外，后汉的中书逐渐参与朝廷文书的制定，“上书、中书皆掌密、司库、王，官职皆为”。后汉明朝时期，兰台为外台，中书省为外阁，史官、藏书、教育机构也纳入外阁。 [39]259-260因此，后汉士人的地位虽然不如汉初那么重要，但除了知识和才华外，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观点也很广泛，而且被认为是历史上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文苑传》的大臣更多地负责制作官方文件。
对于《杂撰文章家集叙》所收录的文体，郭英德《隋书·经籍志》对《晋中经新撰书录》所记录的文体进行了去重、统计分析，发现了48种类型[40]62-98。这些文本大部分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后汉书》 为了更集中地反映人物的基本识字和书写情况，本文仅限于《后汉书·崔瑗传》（中国图书公司校对版）的文体。《南阳文学官志》 相关体裁及章节有赋、挽歌、貂蝉、术、瞻、奇言、女戒、散文、碑文、颂、诗、碑、灵歌、挽歌、连珠、谚语、攻略、碑文、包含推荐。请愿、备忘录、致敬、理论、嘲讽，30种，如《南阳文学颂》、《南阳文学儒林书赞》、《后汉书·鲍永传》、《南阳文学官志》、《后汉书·文苑传》、《论贡举疏》等，此分类标准不统一，有的在写作风格上，有的按标题分类，但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基本写作情况。哀歌、挽歌、书籍、赞美、妇女诫命、墓志铭、颂歌、纪念碑、命令、连祷文、谚语、碑文、政策、墓志铭、劝诫、呼吁、笔记、问候、论文等，当然都是实用文章。010- 30000 是不是和后来的晴司很像？上面我们讨论了汉代赋的应用功能，其实从《后汉书·文苑传》中就可以看出，卞兰的《少议论，多文学》等，用赋作为赞美或讽刺的例子比比皆是。 “美言，最终正义，正如相如讽刺。”高彪“数诗赋奇文，因势添讽刺戒律。”又如崔绮劝谏梁姬。沮丧之下，他写了《后汉书·文苑传》《风的思考》，这更像是一篇实用文章，作为对当权者的讽刺警告。 (13)历史人才和广义的文学人才，特别是民族实用文学人才，都属于“文学”人才，相应地，这些应用文体也属于“文学”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文苑列传》收录了《路又宽又长》、《河中岛上长灵芝》五言诗。这既不是一首歌诗，也不是一首“随意”的附诗，而是一首独立的文学五角诗。刘勰《汉记》 说道： “记载帝王功绩的，有三百多篇，是朝廷和国家收集的，也是周作的。然而，这首诗只有五个字。”因此，李陵、潘氏认为：解妤觉得可疑。”“启人”是文臣，以词赋之士为主，还有在登基前写五字诗的词人，几乎没有。自后汉以来，五言诗不断创作，而在史书记载的诗词中，据说李严的这两首诗是最古老的。念诵灵芝是一种深刻的祝福。”[41]216。写诗被纳入“文学”范畴，从此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学”中有“纯文学”的概念呢？不幸的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审视中国古代文献，我们发现“宫廷文人无论是否是诗人，都被称为文人，但如果他们没有写国家档案的经验，或者即使是诗人，”他们也以诗闻名。即使如果他善于创作官方文献，那么他只能被称为“诗人”，而不是“文人”。 [42] 162. “文学”这个概念包含了诗歌，但很少有人会把单独的诗歌称为“文学”，更没有人会称一个只有诗歌天赋的人为文学人。李梦阳《皇德传》 on 《昌言》 云：“你可能会问，《十七史商榷》谁说真诗在民间，通俗、高雅、受人景仰？扎实的文笔。丛童子说：请打电话！《昌言》 则恩，曲无足轻重，作者高尚世故，音乐与节奏不和谐，章文无用，乃献于风。”[43]风格是民间所写的，恩赞，朝廷所写的。学者所做的也是诗歌，但只有后者的作者才能称为“文学”，区别很明显。因此，从中只能得出有限的结论：随着诗歌在个人写作天赋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这一非常灵活的概念没有什么比“写作意义上的写作天赋”更具内涵了。 ”。渐渐地，它流传到了诗歌界。这是文学史的演变如何影响文学概念的一个重要例子。
综上所述，西
汉至东汉，“文学”之士总体经历了从主要指经学到辞赋之士，再到以公文写作为重的能文之士的转变，此种转变在《后汉书·文苑传》中以明确的史传体例固定下来。《文苑传》所收不只是能文之士，也包括与之关系密切的史学和图书整理、校勘之士，此三者成为后世《文苑传》收录的主体；而与三者紧密联系的国家文书写作制度、史官制度、图书典藏制度就成为重要的“文学制度”(14)，与文学史本身的发展一起，对“文学”概念的衍变发生重要影响。此种特点，在后世《文苑传》中都得到了延续，但历代体制有所因革，故“文学”所指的对象也不能不有所变化。 四、作为“文学制度”的文书写作、史官和国家藏书制度：正史《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所见之“文学”观念 《后汉书·文苑传》之外，二十四史中凡16史设《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所谓“文苑”“文学”“文艺”大致相当，但也略有差异。“文苑传”涵盖范围较广，朱彝尊《〈元史类编〉序》自叙其体例：“入制诰于《帝纪》，采著作于《儒林》，补以熊禾等十六人传，而于《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44]411按《元史》有《儒林传》无《文苑传》，《儒林传》则主要收程朱一系“道学”后学，故《元史类编》补充了《文苑传》，并于《文苑传》中设“经学”，收五经注疏之士，从中亦可见《文苑传》涵涉较广(当然，当文学独立出现而不是与儒学或经学并举时，也可包括儒学或经学)。“文学传”除“文”之外偏重于学，《梁书·文学传》言：“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所谓“文兼学者”即此之谓。《文艺传》则更侧重于诗文写作才能“文”的一方面，如《新唐书·文艺传序》即“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 《文苑传》等虽在收录对象上有细微不同，但综合16种《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文苑传》等主要收录包括两类人，一是史官，二是负责国家公文写作之官，尤以后者为最多和最重要，有些人则分别担任过此两种官职。章学诚尝遗憾文人有传而史官无传[45]685，但实际上《文苑传》所录既重写作才能，史官而具文才者并不在少数，如《南齐书·文学传》载檀超“少好文学”，任内史，后任记室，与江淹掌史职，记室主公文写作[46]567，内史即为史职。《晋书·文苑传》载王浚之尝任著作郎兼尚书左丞，《梁书·文学传》载卢观任著作郎。《宋书·文苑传》所载史官尤多，如梁周翰，翰林学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遂命兼史馆编修，又迁起居舍人。盖后汉以来，史官之名凡三变，其初名为著作，次则名为史官，如南朝齐、梁之撰史学士、撰史著士，北齐、周、隋及唐之史馆，唐、宋之起居郎、起居舍人。再次则为翰林院兼掌。如元代之翰林国史院，直接影响到明清之翰林而兼史官。[47]102-104故著作郎、起居舍人等皆为史官之任，而皆可入《文苑传》。 至于负责公文写作之官，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为多，这也与文书写作制度之因革有关。魏晋以还，中书及门下、散骑均成为以士人而继承东汉宦官内枢职事之机构，任诏命、驳议等文书之职，刘宋中叶以后，中书省更多地负担了诏令起草的工作，中书舍人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家制诰文书的主要承担者[48]336、259，也成为《文苑传》等的主体。如《梁书·文学传》载，高祖文德殿置学士省，到沆通籍焉，后即以文才入任中书舍人。邱迟待诏文德殿，任中书郎。此外，《旧唐书·文苑传》所载李适、贾曾、许景先、徐安贞等皆任中书舍人。 唐玄宗年间设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内外制(15)，自此大量翰林中人开始进入《文苑传》，如《旧唐书·文苑传》载沈佺期授起居郎，加修文馆直学士，宋之问“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时荣之”。又如吴通玄“贞元初，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舍人、知制诰，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等同视草”。北宋王岩叟曾论及“代王言”的内外制之臣的基本素养，云：“只为天下人于训词中看陛下用意，所以须用有文学又有见识，知国体之人。”[49]9562-9563所论在古代社会是有普遍意义的。 不论是史职还是公文写作之职，都需借助图书典藏，图书整理校对也要具备较好的文字能力，故图书典藏、整理之官亦可入《文苑传》。《宋史·文苑传》后著录尤多，如苏门弟子张耒曾任秘书省正字、秘书丞、著作佐郎，也曾任著作郎、史馆检讨、起居舍人等史职。陈师道曾任秘书省正字，秦观也曾校正秘书省书籍。当然，上述诸人是以其出色的写作才能而不是深厚的文字校雠能力见载于《文苑传》，以公文写作为重的广泛意义上的文章写作能力，始终是历代《文苑传》考量的重点。 总之，“文学”之士总是与国家图书典藏制度、史官制度和国家公文写作制度联系在一起，相互交叉、影响。汉武帝以来，特别是东汉之后三种制度逐步成型。唐代有翰林院、史馆之设，翰林院的设立更使得汉武帝以来的文学侍从之臣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至北宋翰林院外，乃有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的设立，所谓馆阁制度完全确立。凡此都属文学之官。 现代学者历来对“文苑传”“文学传”存在一种看法，即“正史文苑传”为文学研究“搜集材料之大宗”(16)，但以上分析表明，“文苑传”中的“文苑”或“文学”与现代所谓“纯文学”实相去颇远。 第二，《文苑传》所收以中央、地方各级国家应用文写作官员为主，这些“文学之臣”一般职位不太高，不至宰执之位。钱基博曾诋《文苑传》去取失当，“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王融、谢朓、任昉、王僧孺、沈约、徐陵不入《南史·文苑传》”，“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陈亮、叶適不入《宋史·文苑传》”等，“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文学家也”。[30]11《文苑传》确有去取失当之处，但同时也要了解其去取的标准和体例，钱氏此评，其实正因其于《文苑传》体例不甚了解之故。《梁书·文学传序》论萧梁文学之盛云：“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尚书左丞、任昉中书侍郎，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邱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值文德，通寿光，皆后来之选也。约、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论。”(17)就是说，沈约、江淹、任昉、王僧孺皆为萧梁“文学”重要人物，然其位高而别有事功，故未入《文学传》，而这也是所有《文苑传》的去取标准，如《宋史·文苑传序》特重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其不足以观世变欤!”而三人不入《文苑传》的原因也与《梁书》之不录沈约等相近。陈与义以参知政事而入《宋史·文苑传》，盖因陈无他“功迹”仅以文学显扬，可说是少有的例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案史例，其人其事大者著者为列传，小者不著者别为文学、忠义等传。”[39]745此为“正史例也”。(18)张佩纶在谈到唐书对李商隐的评价时说：“夫使义山果达，则其人不在《文苑传》中；在《文苑传》中，其名位必不进。”[50]195张氏曾任史馆编修，史识精卓，其中不无自身遭际的感慨。 第三，《文苑传》也收录少量单纯的诗文之士，包括没有功名的诗文之士。这一点从两唐书始体现得较为突出。如《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均载孟浩然、李白。如果说李白曾待诏翰林，《唐书》以其为文学侍从予以收录的话，孟浩然则除于张九龄镇荆州时短暂署为从事外，可说布衣终身。此种情况至《明史·文苑传》变得更加普遍，《明史·文苑传》所录未曾入仕的诗文之士中，尤以由元入明与明中后期两个阶段的文人为多；明中后期又以吴中之地为多。《明史·文苑传》言：“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词学知名者，又有张宪、周砥、高明、蓝仁之属。”其中周砥“博学工文词”，蓝仁“谢科举，一意为诗”，两人均为布衣。《明史·文苑传》中文学史上名声最著者如谢榛、徐渭皆未入仕，俞允文“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唐时升“谢举子业，专意古学”，“诗援笔成，不加点窜，文得有光之传”。盖宋末江湖诗人群体兴起，元代科举废止三十余年，江湖诗人群体愈加扩大，至元末则更趋于栖身草野，全身远害。明初，由于严厉的社会和文化控制，此风稍歇，但明代中后期，以“山人”文学为代表的中下层文人重新活跃，至晚明而不衰。(19)《文苑传》所收人物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文化和文学的演化趋向。 五、作为“文学制度”的科举与隋唐以降的“文学” 六朝“文学”概念，前揭兴膳宏、杨明、陈引驰等已有充分论述，其与公文写作制度、史官制度和图书典藏制度的关联，上文也已论及，本节主要涉及隋唐至近代的“文学”概念。除上述公文写作制度等三项外，该时期与“文学”关涉最大者，一为科举制度，二为俗文学的兴起。 隋唐以降，科举制迭有沿革，然不论科举科目取士之形制、方式如何，概被称为“文学”。见于文献，皇帝诏书中，有的即以“文学”指称“科举”，如唐穆宗《覆试郑朗等诏》云： 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似不知本事。词律鄙浅，芜累至多，亦令宣示钱徽，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51]300-301 按《旧唐书·钱徽传》，此诏书涉及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一次著名的科场案，考官钱徽舞弊，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覆试，覆试赋为《孤竹馆赋》，诗为《鸟散余花落诗》，凡此皆属“文学”，而科举为“文学之科”。 臣子就科举奏对，也以“文学”称“科举”，如北宋蔡戡《论用人札子》云：“祖宗以文学取之，故以州县试之，欲其谙练民事而适于用也。”[52]卷四更具体的论述见于司马光《上哲宗乞置经明行修科》： 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53]875 这是有关北宋科举经义取士与诗赋取士之争的重要文献，司马光主经义取士，这里“文学”涵“经术”与“辞采”，都属科举的范畴。 有时科举“文学之科”也被称为“文科”，如杨万里《赵氏三桂堂记》云： 国朝皇族之英，自拔于绮襦金貂之林，而争衡于孝秀文儒之囿者，岂少也？而六世业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往往如麟之角。[54]3123-3124 “三桂堂”即“三世中文科”。又如《旧五代史·选举制》载： 四月，兵部尚书、权知贡举姚洎奏：“近代设文科、选胄子，所以纲维名教，崇树邦本也。今在朝公卿亲属、将相子孙，有文行可取者，请许在州府荐送，以广疏才之路。”从之。 校注者将“文科”释为“科举考选文士之科”[55]第48页注[3]，于义为合，考虑到科举取士在观念上总是与孔门四科之“文学”联系在一起(20)，“文科”更确切的解释应为“文学之科”。 所以，科举考试即为“文学”之途，经由科举入仕的即为“文学”之选，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云： 如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56]2 则“文学”是唐代俊士、秀才、进士等科举诸科的统称，但随着进士科愈来愈重要，“文学”就逐渐偏指进士科。如白居易及其弟白行简均为进士高第，其《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及别驾府君即事，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57]3838 宋代文献中，以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为例，文集中凡与仕进相关之“文学”皆指科举，如： 《鳣先生杨公文集序》：吾族杨氏，自国初至于今，以文学登甲子者，凡十有一人。[54]3187 《韶州州学两公祠堂记》云：“人物粤产，古不多见，见必奇杰也。故张文献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继之。……两公具以文学进，以名节显。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废人可乎？”[54]3036 见于内外制，若该人为科举发身而涉及官职迁转，多被称为“文学”发身。累世以科举发身者即为“文学世家”，如： 碧庵出率溪何氏，先世宗博公昂为时名卿，其后仕者相踵，父原清，文学世其家，享年六十有二。[58]第18册，255 芳伯名传，其先有曰宇者，庆历二年进士，官至秘书丞。弟定，皇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与苏文忠公为友，文学之绪远矣。[58]第37册，258 曾主文柄，任科举考官者，则被称为“文学宗师”或“文章宗师”，如唐懿宗《授裴休荆南节度使制》：“具官裴休，岩廊重德，文学宗师，才为代生，智尚物表。”[51]377又如唐武宗三年，王起再主文柄，周墀以诗寄贺，“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其中李潜(字德隐)诗云： 文学宗师心称平，无私三用佐贞明。恩波旧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兰署崇资金印重，莲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难继鸾黄上汉声。[59]24 与科举有关的学问才华，也被称作“文学”，《东斋记事》载： 薛奎守蜀，道遇镃，求士可客者，镃以公对。公时年十八，奎与语奇之，曰：“大范恐不寿，其季廊庙人也。”还朝与公俱。或问奎入蜀所得，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于世。”时故相宋庠与弟祁名重一时，见公称之。祁与为布衣交，由是名动场屋。[60]64 这里“文学”与“场屋”是联系在一起的。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段记载颇为生动： 荆公诸弟皆有文学……安国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与吕惠卿论新法，平甫吹笛于内，荆公遣人谕曰：“请学士放郑声。”平甫即应曰：“愿相公远佞人。”惠卿深衔之。[61]121 “文学”之才很大程度上是以文辞用典、属对来体现的，而这也是公文写作基本的素质，与科举及翰林馆阁等“文学制度”的要求实相一致。 这就涉及一个古代文学研究中概念界定与实际历史文化语境相匹配的问题。陈飞指出：“唐代的‘文学’概念实质上是与其政治概念相统一相支持甚至是相互重合的，其贯彻于科举制度中的文学概念尤其如此，是一个高度儒家化的具有多重规定性和特定内涵外延的文学，它不仅在本职、功能、精神、标准等深层取义上与今天的文学大不一样，仅就其文学样式而言，所包含的文体大的类别就有四十种左右。”所以他不赞成“科举与文学”的提法，因为“‘唐代科举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唐代文学’”。[62]65-67“科举与文学”的提法是否恰当可作别论，但陈文所论，符合科举的实际语境，也符合古代“文学”的实际语境，其所涉虽为隋唐五代，但因中国古代制度设置的延续性，实有普遍的意义。 至于文学史的发展与“文学”概念的关联，唐代以后文学史最重要的现象就是俗文学的发展。“文学”而涉及俗文学，其例极少，清人陈宏谋《五种遗规·教女遗规》载： 文学之妇，史传所载班班，脍炙人口，然大节有亏则众长难掩。无论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贞辈，即回文絶技、咏雪高才，过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录，他可知矣。然亦有贞女节妇，诗文不录者，彼固不以文学重也。[63]121 陈氏所录为明儒吕坤《闺范》一段文字，明代中后期后，大量女性特别是上层闺秀，参与到文学写作中来，成一时风气[64]，陈宏谋所论体现了这个背景。 但这是否意味着古代诗、词已经独立地成为所谓“纯文学”呢？恐怕也并不如此简单。李清照、朱淑真均以词名，但卓文君、蔡琰、谢道韫则以诗名，加以“诗文不录”云云，则就像诗与“文学”的关系一样，此处“文学”仍是在“广泛意义上的文章写作才能”的层面上立意，只是由于词等文体的发展，创作者夥，“文学”的外延就逐步涵括了“词”等早先不入于大雅之堂的文体。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像中国古代文论其他概念一样，“文学”也是一个弹性极大的概念，汉代以后，在“文章博学”的内涵下，其外延各个时代不尽相同，甚至颇有差异。就“博学”而言，主要指经学或儒学，但后来又加入了史学等专门之学；就“文章”而言，在“广泛意义上的写作才能”这个意旨下，汉代尤其西汉偏指辞赋和国家应用之文，东汉后期则加入了五言诗。随着词等俗文学的发展，文学偶尔也涵盖到词。在内涵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概念外延的层累迭加是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的重要特征，“文学”并不例外。 第二，“文学”概念的演进，与国家文书写作制度、史官制度、图书典藏制度密切结合，这三者所涉及的人员就成为历代《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收录的主体。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成为与上述制度一起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文学制度”，事实上科举所考核的素养，与文书写作制度所要求的素养高度一致，它们共同构成“文学”的核心内涵。 第三，“文学”在与儒林或经学对待时，指以国家公文为核心的普遍意义上的写作才能；“文学”不与儒林或经学对待时，兼指以国家公文为核心的普遍意义上的写作才能与经学。此种意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直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始终是一“杂文学”的概念。直到晚清西学东渐，中国经由日本受到西方所谓“纯文学”的影响；[65]1905年，京师大学堂的学制变化则对“纯文学”观念的推开，起到重要推动作用。[66] 注释： ①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1页。 ②上引《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所列12人，除严助以中大夫身列公卿大夫外，其余11人中有8人(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严葱奇)为郎官，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63页。 ③关于侍中、给事中的详细论述，参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所论“侍中”和“给事中”部分。 ④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称：“盖修短之说，自不容于一统之朝也。然西京辞人，自陆贾以降，大都袭战国之习，学百家之杂言，固纵横驰说之士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9页) ⑤关于汉代尚书是否为中朝官，学界仍有异议，劳干《汉代尚书的职任及其与内朝的关系》(收入《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持否定意见，不过此种争议不影响文章立论，故此处采用通行说法。 ⑥严助、朱买臣事见《汉书》二人本传，吾丘寿王、公孙弘事见《汉书》公孙弘本传。 ⑦参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87-888页。 ⑧参见《后汉书》卷八十《文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95-2596、2602页。 ⑨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十九《职官一》载：“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⑩如《史记·儒林列传》载汉武帝时，“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又如汉宣帝《封丙吉等诏》云：“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11)《后汉书》成于刘宋，所以有学者质疑《后汉书》的文体情况和文体观念是否即可代表汉代的文体情况，近来研究表明，《后汉书·文苑传》虽“按照文笔之别的观念调整原始人物传记中文体的次序，以符合业已确立的文笔之别观”，但仍可反映原始的文献风貌(刘明《〈后汉书·文苑传〉文体史料考》，《天中学刊》2017年第32卷第4期)。 (12)杜佑：《通典·职官八》载：“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 (13)郗文倩认为，战国后期开始，赋颂经常并称，并称时偏指赋，但也起“美盛德之形容”的颂的作用；而无论是“颂”还是“讽”，赋、颂两种文体地位均颇为崇高，只能受命作“述”，因此都有应用之文的性质(《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0-254页)。 (14)本文“文学制度”借用了[美]威廉斯著，李佳畅、穆雷译《文学制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概念，但该书所论包括文学生产、流通、书评制度等相对柔性的“文学制度”，本文主要指硬性的国家制度设置。 (15)傅璇琮关于翰林学士的系列考论文章，翰林学士制度的形成可参见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收入氏著《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16)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7页。 (17)参见《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5-686页。 (18)参邢香菊：《〈新唐书·文艺传〉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19)史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20)如南宋包恢《盱山书院记》所云：“志在科名者，岂不曰名甲天下之为美也，然孔孟之门各有四科，文学下矣。”(《敝帚稿略》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文参考文献： [1]郭绍虞.郭绍虞说文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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