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播可信吗?，女主播是啥

作者：魏元文，来源：论衡明理刑事辩护。原标题：淫秽直播表演者（主播）定罪量刑群—— 《关于部分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意见》 评十七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公安厅于2020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的粤《关于部分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意见》号（以下简称《意见》），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意见》 统一17种罪名定罪量刑标准如果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起诉标准，或者司法解释允许地方政府自行确定量刑标准的范围，这绝对是及时的。现在的情况。不过，关于《意见》，有一些点值得讨论。

例如，第九条第二款第三项《意见》的内容与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内容完全一致，很可能引起分歧，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贪污财物罪加重法定刑的条件，至少应当符合该罪的基本要件，或者符合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应该说是必须要做的。第九条第二款第二项50%+第三项具体情况（司法解释中的通常做法）

又如，《意见》第8条第2款规定：

侵占他人财物，数额超过二十万元的，视为“数额巨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贪污罪，处以有期徒刑：将会受到惩罚。 - 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

（一）冒用残疾人、老年人、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员财产的行为。

（二）挪用受灾群众、移民、扶养对象财产的行为。

（三）其他重要情况。

这里列出的三种情况都算法定加重，还必须符合基本犯罪的要求或者达到法定加重的50%+某些情节。很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财产如果被挪用，无论金额多少，法律处罚都会很严厉。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意见》需要保护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根据抢劫罪司法解释，对于普通人的财物来说，1000元至3000元已经是较高的数额，而对于残疾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财物，则按上述标准的一半考虑。符合犯罪的基本条件，起诉标准为针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抢劫，且数额达到“数额特别巨大”数额的一半，符合特别严重的标准情况。

根据抢劫罪司法解释精神和量刑标准，上述《意见》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法定重刑时，其下限是应以基本罪处罚的违法行为，而且违法行为必须累计到法定刑的严重程度。

上述分析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对该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进行分析，这些规定往往被许多人忽视，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影响可能深远，值得重点关注。

《意见》 第十七条第三款的两项突破

《意见》 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渠道直播淫秽表演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组织者、表演者均依法定罪处罚。” ”传播淫秽材料以谋取利益的罪名。以营利为目的，在互联网、电视等媒体上直播淫秽表演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组织者和表演者均将受到定罪处罚。散布淫秽物品罪。 ”

应该说，这个规定有两个重大突破：一是淫秽表演有条件认定为淫秽，二是“非组织者的表演者”（主持人）被定罪判刑。

网络直播犯罪特征案例分析

当涉及到淫秽内容的在线表演时，仅靠法律和理论论证显然是不够的。笔者在北大巫术数据库进行案例检索，输入“直播”和“淫秽”两个关键词，共找到824个类似案例。

分析发现，“纯粹的网络淫秽行为”成为以商业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罪的案件不多。

例如，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张少杰、夏俊熙组织猥亵表演案（（2017）浙0205行终399号）中，一审法院起诉检察官。商业化罪是“将网络播放淫秽表演视为传播淫秽物品，组织网上实时观看淫秽表演并收取费用，构成以电子信息形式传播淫秽物品”。不适用。''以营利为目的，应定性为组织淫秽表演罪。 ”

又如，在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郑力等人（（2010）江京中行终字第56号）重庆思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二审案件中，组织传播网络猥亵表演的，属于表演犯罪。类似的定性案件还有王、张组织猥亵表演案（（2020）07行中92号）、沈继忠组织猥亵表演案（（2019）苏02行中332号）等.可以提及。

在其他直播平台被认定传播淫秽内容牟利的案件中，一般有两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是网络主播平台先发送淫秽短视频，然后诱导观众购买会员观看直播视频。其次，色情直播和色情电影这两个在线直播平台的特点都可以让你将大量的直播视频制作成短视频上传到直播平台。以上两种情况是在线直播平台中常见的现象。

例如，陕西省高院审理的赵方超等8人以商业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销售、传播淫秽物品案（（2020）陕刑终208号） ，该APP的建立是出于以下目的：将直播视频上传点播；浙江省万毅、李银辉、张美玲等人为商业目的制作、复制、出版、销售、传播淫秽物品（（2020）浙07行中418号）金华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播放者如何发送淫秽视频招募观众；叶宝、沈世明是否制作、复制、出版、出售、传播淫秽物品牟利》（（2020）皖13兴中380号），制作、复制陈泰琴、赵进《为商业目的出版、销售、传播淫秽物品罪》（（2020）陕04兴中183号），辛彦浩制作、复制、出版、传播淫秽物品罪——传播商业物品罪（ （（2020）苏03行中51号），叶清平制作、复制、出版、销售淫秽物品商业传播案（（2020）浙04行中124号），江清平制作、复制、出版、销售案、韦某、邓飞平涉嫌以商业目的传播淫秽物品（（2020）浙0402行卫7号）等。

甚至广东省办理的LOLO直播平台案（何少月、陈俊贤制作、复制、出版、销售、传播商用淫秽物品案，（2017）粤2071兴中1507号） ，该平台存储了4,284条内容。服务器内有超过4246个主播猥亵表演的直播视频片段被认定为淫秽。在这种情况下，主播直接将这些录制的视频发送出去。

本案现场直播猥亵表演并在网络传播短视频，判决综合评价了猥亵表演的组织事实和传播淫秽物品的事实，但部分判决中的事实陈述只计算流通量。现场直播淫秽表演不计入指控。

从诉讼检索分析来看，共检索到与直播平台相关的淫秽案件824件。该平台纯粹在线直播，不上传淫秽录制视频的现象很少见。这种行为几乎时常发生。虽然组织淫秽表演被视为犯罪，仅对组织者进行处罚，但大多数直播平台都具备直播淫秽表演或在线下载观看录制视频的能力，此类直播平台一般被视为有罪。这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组织者和短视频发送者均应受到处罚。

对非组织者的表演者进行定罪和惩罚是不恰当的。

从上述文字解读和诉讼调查分析来看，第《意见》号第十七条没有区分直播平台是否具有观看、下载录制视频的功能，也没有区分纯直播.可以看到已经定义了。播放淫秽表演罪属于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以营利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罪。此类证明将淫秽表演认定为淫秽材料，可能违反刑法和刑事法规，缺乏合法性。

淫秽直播的组织者因组织淫秽表演或以商业目的传播淫秽物品而被定罪，因此与其他犯罪的界限有限，量刑处罚也很少，没有影响。不过，两种犯罪的质的区别主要影响的是行为人，或者说主播。

如果将淫秽直播认定为有组织淫秽制作罪，则有组织的表演者（主播）犯罪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认定为以商业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罪，则主持人的淫秽表演就应当认定为犯罪。传播淫秽物品，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当被视为犯罪。

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使表演者因组织淫秽表演而被判有罪，表演者也应被视为组织淫秽表演罪的共犯，应认定为犯罪。但在必要的共同犯罪中，如果立法按照立法者的实际意图仅处罚组织者，则组织者将不予处罚。

例如，在有组织卖淫的情况下，妓女不能作为有组织卖淫犯罪的共犯来处罚。不予处罚的依据是，组织卖淫的卖淫者和组织淫秽表演的表演者本身就是淫秽犯罪的受害人，不能以犯罪论处。

事实上，在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中，仅从事制作淫秽物品的表演者，即使他知道该录像可能会被传播，也不被视为犯罪。仅当表演者进行淫秽表演并同时分发淫秽材料时，分发行为才被视为犯罪。

同样，如果施播者在淫秽表演直播过程中仅配合完成淫秽表演，但不参与淫秽表演直播的筹划、筹划、获取网络技术等，则根据根据这项法律，议员的行为意味着他也是淫秽行为的受害者，不应被视为犯罪。

事实上，如果将淫秽表演直播仅认定为淫秽表演而不认定为淫秽物品，那么现有的淫秽直播也将得到有效规制。例如，如果主持人建立微信群进行猥亵直播，也可能被判组织猥亵表演罪。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有组织猥亵娱乐活动罪中的“组织”不仅限于表演者的组织，还包括观众的组织。

比如策划、组织一场个人演唱会，就是策划一场演唱会，而这里的“组织”主要是指组织观众，爸爸、妈妈都是自己做的，而多明星演唱会也意味着举办演唱会，这里的“组织”既包括观众组织，也包括明星组织。

刑法第358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等定义为“组织他人卖淫”，这里的“组织”仅指卖淫组织，不包括卖淫组织。同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是刑法第365条。表演罪是“组织淫秽表演”，但这里的组织范围不仅限于表演者，还可以组织观众。作为淫秽表演。它的意思是组织一场表演。事实上，从本罪保护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程度是由围观的人数决定的。

结论是

也就是说，关于《刑法》第十七条，本文要点如下：

首先，如果直播平台直播的是纯粹的淫秽表演，组织者就应该被认定为组织淫秽表演，而没有组织或者策划的表演者（主播）则应该受到惩罚，这是不应该做的。

其次，直播平台在直播淫秽表演的同时，还下载、在线观看、传播录制的视频，可以认定为以商业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三，如果单个主播既进行淫秽直播表演，又进行策划/策划活动，可以直接认定为淫秽制作罪。

“这篇文章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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